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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 - 责任编辑 - 郑郁欣 原标题:树在历史高处的丰碑

通常,人们把1949年当作是一条历史分界线,已往是解放前,此后是解放后,以此划分开了旧社会与新中国。从此,中国发展进入了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开启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是什么样的剧变才当得起这“5000年历史之最”?是什么样的基座才能承载起这70年巨龙的腾飞?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向战略反攻。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

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暂时还大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却从全国人心向背、国民党区域经济崩溃状况和军事形势变化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觉察出:国共双方谁占优势的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了。

其实,新中国之梦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天起就已孕育。中共一大就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一崇高纲领虽然因革命形势变化而更换搭配了许多现实目标,但这一激动人心的梦想,始终萦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底。在短暂试错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艰苦斗争。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宣示了这一奋斗的目标:“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完善了新中国梦想的核心价值内涵,提出“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

1947年,随着我军转入全面大反攻,“解放”这个字眼频繁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告里。3月24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对外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4月9日,中央发出通知,对外正式使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10月10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几项基本政策,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此时,新中国的胎动已清晰可闻。对未来新生的国家,人们充满期待和憧憬。这就像艾青在《黎明的通知》中所抒发的那样:

为了我的祈愿

诗人啊,你起来吧

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会上,毛泽东豪迈地说:“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当年的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让位于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资本主义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这是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人民100多年探索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也是在这篇雄文里,毛泽东充分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新创造,“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言简意赅地勾勒了未来新中国国体的基本内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九州方圆,华夏风云,千载岁月,百年奋斗,历史终于汇聚在此刻,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当时担任《大公报》记者的萧乾事后回忆说:“如果重生是奇迹,今天我看见了5000年老中国的重生。老了时,我将拍着胸脯对我的儿孙们讲,开天辟地的那一天,我在场!”

千万人民兴奋地感觉到新世界正在到来,社会精英们更聆听到呼啸而至的时代潮汛。解放前夕,蒋介石曾设宴招待新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邀请他们一起去台湾。结果,81名院士,只有9人赴台,60人留在大陆。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著名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在他们看来,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马上就要实现。

70年过去,人们渐成共识:新中国的成立不同于此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一般的政权更迭,已无法概括这次巨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解放”,是彻底的“民族解放”,是根本的“人民解放”,更是生产关系革命性调整后,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大解放。这是历史群山中的喜马拉雅,雄视过往,并深刻影响了未来。

1949年“解放”,其第一层的意义是民族解放。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

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有学者统计,由此至1949年的108年中,中国同21个国家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这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借由不平等条约,世界列强在中国获取了很多特权和利益,而中国则从古典的朝贡体系的“天朝上国”被纳入到近代世界的国际秩序里,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尽管中国人民从未放弃过抗争,但帝国主义始终像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因此,新中国甫一成立,采取了与以往政府迥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断然否认,并且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的继续存在,从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取消了西方列强残留的在华特权。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这就像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屋子”,旧中国的屋子太脏了,等我们打扫干净,再重新开门迎客。

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包括把海关和关税收支掌握到自己手中,全部取消外国在华军事特权,全面恢复中国领水主权。

据此,外国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均将取消,这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主权被肆意践踏,外国人在中华大地耀武扬威的百年屈辱史。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喊出了那段震惊世界的话:“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起来”的感觉,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更为直观。北平东交民巷,是旧中国西方国家使馆集中之地,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列强将此地改为“使馆街”,行政管理权完全归使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这里被称为“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命令入城式必须经过东交民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交民巷,洗刷了近50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此情此景,让许多欢迎群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人民解放”是1949年解放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革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诛灭六国,开启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史。其间,中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起落兴衰,但作为中国社会最高秩序的封建帝制却罕有动摇,无论是李唐王朝、赵宋江山、朱明社稷,还是大清天下,无一不是君主统治。黑格尔曾经不无激烈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最终仍然堕落为官僚资本把持的少数人统治。正如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所说,虽名为中华民国,其实与人民无涉。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洞悉,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要想从既往的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翻身做主人,惟有让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就必然坚定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旗帜鲜明地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

国体是国家的基本性质,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什么样的国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对此,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竹在胸,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而且,“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最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最能反映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政权。

宋庆龄曾感慨道:“自从1949年10月1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人民一旦获得解放,就必将爆发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磅礴伟力。在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就对此充满自信:“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披沙拣金,经过辨析思考,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这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显现出全球性的困境,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人们普遍认为,以公有制和计划生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实现民族富强和振兴。

然而,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权来革自己的命,在无数次的试错摸索后,中国人民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用一个集中了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中国,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根本政治前提,为民族复兴扫清根本障碍。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前,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同纲领》标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意味着在中国将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将进行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1949年“解放”,更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制度革命,是生产力一次空前的大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解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死结,以全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解放生产力,创造更为美好的人类生活。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有感悟地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葆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在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一举实现,完毕其功,那么生产力解放的历程则曲折坎坷,充满艰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复校正伴随着共和国发展的整个70年。

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原先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旧山河,就基本收拾完毕。到1952年,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超过解放前的最好年份。

奇迹般的恢复,让人相信新的奇迹。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个体农业的改造路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土地公有化的深刻变革,带动了农业的增产增收,受到了农民自发的欢迎。

1952年,河北农民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在其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到了王国藩:“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同时推进。通过实行从低到高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采取公私合营,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1月,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宣布全市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庆祝游行时说,“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秋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获季节。这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八大召开,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这时,离上一次党代会召开已经有11年。在这11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生产关系如此深刻而剧烈的革命性调整,最终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跟“三大改造”几乎同步实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并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5年是新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之一,尤其工业化突飞猛进,其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年平均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8%,而同时美国的增长速度为3.6%,英国为3.8%,资本主义国家速度最快的日本,也只有15%。世界震惊于这样的经济奇迹,叹服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活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编制的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制定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负责具体编制任务的陈云在一份报告中这么说:“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一五计划”先后五易其稿,其过程历经曲折与艰辛。等到1955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这份计划时,它已经执行两年半了。

这个时期的一大成就是诞生了一批“共和国的长子”:鞍钢、沈飞、武钢……1956年7月14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新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在这里出产,汽车的品牌就叫“解放”。

这是一个凯歌行进的年代,也是青春勃发的年代。中国青年站在时代潮头,创造了一个青春的新中国。

鞍钢轧辊厂高级技工王崇伦不到30岁,就发明了“万能工具胎”,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不到16岁摸索出“细纱工作法”的郝建秀,“一个人改变了整个纺织业”。

27岁的王进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他试验钻机“整拖搬家”成功,后来成为大庆油田“铁人”……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际遇。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把青春献给祖国”“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争做青年突击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改变“一穷二白”的中国,开路架桥,冲锋在前,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国的每个角落。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部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或慢或快也要发生变革。政治制度及其组织设施的变革一般较快,但政治思想和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变革则往往来得较慢。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新的生产关系基本调整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型。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开始蔚然成风。

雷锋,这个普通的战士,应该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道德楷模和平民英雄。1963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纷纷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当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近两万字社论《论雷峰》,引起社会广泛共鸣,读者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要求在全社会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求人们以新的态度对待社会和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要求人们用集体主义原则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全社会开始形成助人为乐的良好风尚;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社会先进分子进一步倡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雷锋的典型意义,在于他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是新兴的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全面的实践者,是具备新型社会主义道德的理想人格。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要求的一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他都默默地、一丝不苟地、全心全意地实践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总结了社会理论工作者需要用文字去概括和总结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与以往社会不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自己的经济基础具有更大反作用力,它能够促进经济基础迅速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型,不仅造就了当时社会道德风尚的黄金时代,而且基本奠定了新中国社会思想体系的基础。“雷锋叔叔”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标杆,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人格化象征。

“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功,让全国上下信心倍增,对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心情更为迫切。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会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正式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总路线的核心是“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当年要炼钢1070万吨,而已过去的8个月钢产量只有400万吨,这意味着剩下的4个月要生产600多万吨。于是“全民大办,全面跃进”,年底钢产量竟达1108万吨,但其中有300多万吨是废钢。

“速度焦虑”逐渐让全民陷入颠狂。农业“产量”一路攀升,小麦、玉米、棉花的“卫星”接连上天。全国最大的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亩产竟报13万斤。虚假浮夸的数字,使人们误以为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突飞猛进,以至于大家又急着想去改变生产关系。

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决定在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2000户左右,全社实行统一核算和分配,并鼓励实行部分供给制,例如公共食堂。这种体制的特征后来被概括为“一大二公”。

北戴河会议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要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而在一些地方,更是急忙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在河北省徐水县规划的方案中,按劳分配的原则被取消,工资制也不再实行,所有的人都有一份津贴,而日常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甚至理发、洗澡、看电影,一切都由公社包起来,叫做“十六包”。他们准备在5年后,即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受害最烈的是农民。1959年的粮食产量为14385.7万吨,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低过1949年。

历史在1957年拐了一个180度的急弯。当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指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到了9月底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却又讲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修改,导致我们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上一再犯错,直至导致爆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遵循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错误地认定,阶级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党内外都始终存在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其结果酿成了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浩劫。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在窑洞里构想新中国的时候,就把富强、民主、文明当成了新国家的核心价值。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迷失了这个方向、这颗初心。所以,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转变”,首先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会场里的掌声,像一声惊雷,标志着我们党的觉醒,宣示着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决心!

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提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次“革命”并不是要颠覆基本社会制度,而是我们党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局部的生产关系,尤其是超越历史阶段的部分,进行主动调整和自我改革。当然,这个调整也必须冲破思想的禁锢和利益的藩篱,也需要巨大勇气和顽强的斗争。

改革率先在农村拉开大幕,焦点就是把人民公社运动过度追求公有化程度的“一大二公”体制,回调到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以后,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实际成为一个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这种大胆而深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7年,98%的农户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一基本思想方法,体现在40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梳理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轨迹,清晰地看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改革的历程。

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之后,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大会提出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十三大系统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党的十四大全面阐释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抓住并且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会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大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阐述,确立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党的十九大全面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锋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

十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退去,超越历史阶段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崩塌,受错误政治绑架、个人价值被极度压抑的思想体系也随之崩塌,青年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坐标。

“文革”刚结束时,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 他们为逝去的青春年华感到惋惜,产生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怀疑。但这一迷茫期是短暂的, 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有志青年打开上升通道,张华、张海迪以及中国女排等先进典型为社会及时提供了正面激励。

1981年、1983年和1990年,《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长篇社论再论雷峰,又一次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

针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对雷锋精神的质疑,社论进行了辩护: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提倡和发扬雷锋精神,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需要。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是公有制,我们的道德原则仍然是集体主义,并且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更需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我们社会的人与人关系,仍然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在共同理想引导下的同志式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人们之间更需要团结合作、互助友爱。

社论回应了“雷锋精神”抹杀个人价值的指责,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自觉地把个人融入伟大的集体事业中,在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使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私有制使人失去了本性,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从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中、传统的个人主义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就像诗人贺敬之在《雷锋之歌》里歌颂的:雷锋,这是真正的人,是我们整个新一代的姓名。正是雷锋——

把这大写的

“人”字——

写向那

万里长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青年思潮曾有过纷涌争流,不断变迁,但是改革开放40年,青年的主流价值观是基本稳定的:没有个体的创造,群体不能进步;脱离了群体,个体也难有作为。当代青年要有所成就,就必须投身于人民的伟大奋斗,让个人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自我实现与民族复兴共振。

70年来,中国青年躬逢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他们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与人民共同奋斗,与时代相互成就,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十二

我们共同拥有的今天,开始于1949年那个金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事业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让我们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致敬!向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们致敬!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继奉献牺牲的千万无名英雄们致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新中国创立者们的崇高愿景。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就深情地说道:“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

70年过去,我们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仍需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不断艰苦奋斗,籍此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无论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都召唤我们不断创造更丰富更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创造更为美好的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没有穷期,改革永在路上。

2019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奋斗,中国人民站起来,经过70年奋斗,中国人民富起来,今后再奋斗30年,中华民族将强起来。在这场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前辈已经跑出了出色的好成绩。接棒在手,责任在肩,我们唯有系带整装,奋起追梦,全力奔跑。当代青年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是对先辈的最好告慰,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纪念。

仲青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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